毫無隱瞞地告知與道歉

在開刀房裡，一位年輕的外科住院醫師在病人的右邊鼠蹊部畫下了第一刀，突然間指導教授冒出一句話「我記得這病人的問題是左邊？」結果全場鴉雀無聲，這住院醫師滿臉羞愧地趕快把傷口縫好，接著開另一邊。……

文 / 賴其萬 (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最近到華盛頓參加美國醫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的年會，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幾位負責醫學教育課程與醫院管理的教授主持一場有關病人安全所做的「毫無隱瞞地告知與道歉」的工作坊。聽了兩則動人心弦的故事，引起我許多的感觸。

一位麻醉科教授談及二十年前，他剛升任主治醫師，為一位鼠蹊部疝氣開刀的病人進行全身麻醉。在開刀房裡，一位年輕的外科住院醫師在病人的右邊鼠蹊部畫下了第一刀，突然間指導教授冒出一句話「我記得這病人的問題是左邊？」結果全場鴉雀無聲，這住院醫師滿臉羞愧地趕快把傷口縫好，接著開另一邊。這位麻醉科醫師說雖然他不是犯錯的外科醫師，但他卻是病人在恢復室裡醒來後看到的第一個醫師，因此他非常擔心，到時病人如果問他怎麼會兩邊鼠蹊部都有傷口時，他將不知如何以對。想不到病人看到他時，竟然滿臉笑容地說：「我非常高興來到你們這家醫院，大家都告訴我你們的醫生照顧病人最仔細貼心，我也知道疝氣這種毛病常常是兩側性的。我一醒來發現兩邊都有傷口時，我心內真有說不出的感激，你們這樣用心使得我一勞永逸，真是太好了。」這位麻醉科醫師向我們告白說，他當時一時之間不曉得如何以對，結果就選擇將錯就錯、皆大歡喜的對策，但這二十年來他一直無法原諒自己當時的行為。所以幾年前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的醫院院長決心要推動全院史無前例的政策：「如果發現有醫療疏失，我們就需要毫無隱瞞地告知真相，並且向病人道歉」，雖然當時不少醫院同仁都認為這無異自找麻煩，徒增醫院更多困擾，但他卻從一開始就主動積極地參加這團隊。他語重心長地說，「這幾年來我們的努力使我確信『以誠待人』是醫病溝通的金科玉律。如果當年醫院已經有這種制度的話，我這二十年來就不必天天遭受愧疚的煎熬。」

另外一位教授是負責該大學醫院推動「毫無隱瞞地告知與道歉」課程的靈魂人物，他也說了一個令人感動的實例。一位乳癌病人在接受化學療法的第一劑，就發生嚴重黏膜炎，整個口腔糜爛，症狀十分痛苦，她說這種治療苦不堪言，使她決定不再接受這種換來生不如死的治療。就在這時，住院醫師才發現自己算錯了劑量，給了病人好幾倍的劑量。由於醫院當時已全面推動這種政策，所以這位住院醫師只好硬著頭皮，在他的陪同下與病人實說發生的始末，並鄭重道歉。這位教授說他作夢也沒想到，結果不只是對這住院醫師上了一堂非常好的課，更奇妙的是，這病人想過之後，主動與化療團隊討論，決定既然這次是用錯了劑量，也許往後繼續接受正確劑量的化療，可能不會再這麼苦，所以她願意在黏膜炎的症狀緩解之後，再試一次的化療，結果這病人接受了道歉，繼續在他們的醫院做完全程的化療，而這病人已經好幾年都過著正常人的生活。這位教授很感慨地說，如果當初醫療團隊有人因為擔心醫療糾紛，而選擇三緘其口，結果病人會以為自己不宜繼續接受化療，而錯失應該可以治癒的機會。

這兩則故事使我感觸良多，其實美國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每家醫院都做到像這家醫院這般大膽的嘗試。想想我們台灣的社會如果要達到這種「毫無隱瞞地告知與道歉」，醫病雙方都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事實上我們曾看過醫療團隊明明已是盡力而為，但只是因為醫療結果不理想，病人或家屬就「以成敗論英雄」地責怪一定是「醫生開錯了藥」、「醫生開錯了刀」、「護士給錯了藥或給錯了劑量」等等。只要這種風氣沒有改善，單方向地要求醫界率先「毫無隱瞞地告知」，恐怕實質上會有很大的阻力。這使我想起幾年前我因為看到有關家屬對醫生施暴的報導，而在自由時報寫了一篇「不容醫師道歉的社會」，誠懇地呼籲，「我由衷地希望國人在親人不幸時都能節哀自制，體諒醫者已盡了他最大的努力，醫病雙方彼此包容，而法律也應該嚴禁民眾以暴力對待醫護人員，讓我們大家好好用心地培養祥和關懷的醫療環境，營造一個讓醫生勇於認錯道歉，竭誠幫忙病人的社會。」

我想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醫病之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地步，那時再來推動「毫無隱瞞地告知與道歉」，相信醫界與大眾都會收到像上述的化療病人一樣的實惠：醫生有機會學會認錯改過，而病人也因此得到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