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選擇和自己麻吉的外科醫師？

訪一般外科余本隆醫師

外科醫師開刀量夠才有保障

余本隆醫師（一般外科）：最近有一篇報導，為乳癌治療的成果包括存活率、併發症等找到一個指標。它指出，在好的外科醫師治療及照顧下，病人存活率高、併發症比較少，而「好的外科醫師」是取決於他每年治療的病人數。

一位外科醫師一年治療的病人數，如果沒有達到某個數量以上，他就很難達到一定的醫療品質標準。對外科醫師而言，「量」的確是一個重要的考量；當然，這並不表示「量」越多越好，一旦過量反而容易扼殺醫療品質，因此「量」必須要達到合宜的程度。

以國外而言，如果一個醫療院所心臟的手術沒有超過150例，有些保險公司是不給付保險金，因為保險公司會認為這家醫院病人存活率一定會比其他更有經驗的醫院來得低。我要特別強調對外科醫師而言，「量」並非越多越好，但是外科醫師每一年處理的病人數必須要在一個水平以上，至少一個月要處理一、兩例以上，而不是好幾個月才處理一例。

好醫師會詳述治療計畫

面對外科醫師，你必須要求醫師能詳細敘述他對你的疾病治療計畫、以及施行的理由。以乳癌為例，醫師一定要詳細說明為什麼要你做乳房的局部切除，或全部切除的理由，醫師能不能、願不願夠清楚地向病人說明，這很重要。

另外，以現在乳癌治療很重要的前哨淋巴結來講，在國外會建議病人必須要問醫生，「你做過多少例前哨淋巴結的手術？」「你完成了多少例的驗證？」、「你的錯誤率有多高？」……等等。每一位醫生都要有屬於自己的數據，病人應該詢問醫師這些問題。

我在哈佛時看到國外很重視所謂的第二意見(second opinion)。在國外，病人詢問第二意見，被認為是很好的事情，病人也並非問了第二意見就一定到第二意見那邊去做治療。原來的醫生知道病人去問第二意見時也會非常高興，因為原來的醫生會認為如果我說的是對的，也希望別人可以支持，讓病人更有信心。醫生不會擔心病人會被搶走，因為病人不是醫院或醫師的財產，這點真的非常重要。

破除「官大學問大」的求醫迷思

醫師存在的最大目的就是要幫忙病人、協助病人，假如醫師提供給病人的想法是正確的，不應該擔心和其他醫師講的會不一樣，我想病人也有一定的智慧去分析不同的醫師之間，所講的是不是有道理、合不合邏輯。

病人如果不知道該相信哪位醫師的時候，他可以找其他相關的專業醫師去徵詢第二意見，如果這兩個醫師的意見都很一致，病人有權可以選擇他願意相信的醫師；但是如果第一意見與第二意見有很大的歧見時，病人甚至必須尋求第三位專業的人士來做分析、判斷。此時若有兩個醫師說A治療，另一個醫師說B，也絕非就此選擇多數醫師支持的A治療，病人必須清楚分析醫師他們為什麼會有不同的意見，其中哪一位醫師所持的理由有證據及文獻可以做參考，這也相當重要。

在台灣很多人有著所謂「官大學問大」的迷思，在癌症的治療也是如此，但是大家必須要真正認真去思考怎麼樣才是對的，這是病人所必須具備的求醫觀念。

被告得多就是壞醫生嗎？

在國外相關單位的網站可以查詢醫師的相關訊息，包括這個醫生之前發生醫療糾紛被告的次數有多少？比例有多高？但一個醫生被告得多並不表示他是一個「壞」醫生，也不表示他一定是錯的；再者，如果兩個醫師的錯誤率同樣是百分之一，如果A醫生做的是兩百件；B醫生只做了十件，可以想像的到如果你只單純用它這個錯誤發生的數目來看的話，做兩百件那個醫師，事實上他的發生率可能還要低於別人。所以對於一位非醫學專業者來講，這些數據的意義是有限的，病人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去分析這些背景，我想這是很困難的。

反倒是除了這些數據之外，病人能否感受到醫師願意回答病人的問題，以及一個醫療院所能否提供病人願意留下來治療的環境，這些能讓病人直接感受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

如何選擇與自己「麻吉」的外科醫師？

我們能用哪些比較簡單的方法分析病人如何選擇值得相信的醫生呢？以乳癌的治療來講我會建議，首先，病人所找的醫師必須在處理這個疾病有一定程度的經驗，並且現在仍然持續在這個領域發揮，最好一個月至少要處理一個到二個類似疾病的經驗，這是最基本的要求。接著病人就要看當遇到這個醫生的時候，他是否能清楚告知疾病的治療方式，採取這種治療的邏輯、理由是不是能夠讓你相信，以上兩點是病人選擇外科醫師時的基本考量。

你跟這個醫生的「頻率」對不對？

當病人認同這樣的治療是對的了，那要不要相信這個醫生呢，我想台灣有一句俗諺說：「醫生緣、主人福」，你覺得你跟這個醫生的「頻率」對不對？你覺得他給你的關心跟照顧是否能夠讓你有信心？你覺得他是不是可以陪你一起面對這個疾病？走過這個治療？治療癌症比找伴侶還要辛苦啊！找伴侶在結婚之後如果不適合還可以離婚，但是在癌症的治療上特別是手術，老實說只有一次機會，你找了這個外科醫生，他幫你做處理，做不好也不能重來。

這是很重大的一種託付

所以病人要在短短十幾分鐘、二十分鐘的門診時間，決定是否相信這位醫師，老實說是很難的事情。有時候是要憑直覺來感受這位醫師是不是一個很誠懇、值得相信的人。

其實病醫關係是一個很微妙的事情，常常有病人會對醫師說：「謝謝你幫我啊！」我常常會跟病人講：「其實我更謝謝您們。」因為一個病人會在很短的時間決定要相信你，要把他的生命託付給你，這是很重大的一種託付，你也要相對給他一個很大的承諾。身為一個醫師病人願意相信你時，就更要做到不辜負病人對你的信任與期望，我想這是醫師應有的態度及自我要求。

乳癌病人有權選擇如何治療

訪一般外科余本隆醫師

台灣的醫療曾經出現很嚴重的父權主義。醫師會覺得：「我說的就算，你聽我的就好。」病人和家屬自己也不夠負責，什麼都要由醫師：「你幫我決定，你跟我說怎樣最好。」實際上這是不對的。

整理 / 記錄 ：鄭春鴻

兩種選擇付出的代價不一樣

鄭春鴻主任(文教暨公共事務部)：病人可以主張怎樣治療嗎？應該怎樣主張才是理性的？

余本隆醫師(一般外科)：乳癌的治療，如果是以手術來講，我們可能考慮的就是，如果一個病人的乳癌腫瘤夠小，而且離乳頭有一定的距離，病人可以選擇做局部的切除或全部切除。病人在做決定之間，常常會想到：「我要更安全的」，但實際上，我們之所以會提供病人這兩個選擇，是因為這兩種選擇長期存活是一樣的。但是兩種選擇要付出的代價是不一樣的，不是生命，而是時間跟金錢。

如果選擇做局部切除，病人就必須要做放射治療。放射治療要做３１次，每週禮拜一到禮拜五，要做六週左右，病人每天要到醫院，一次要花個５到１０分鍾去做放射治療，妳要付出的時間跟金錢，但是並不是生命。我們必須要讓病人了解到她在做這些選擇的時候，她得到的好處跟壞處是什麼；而不是以醫師的好惡決定了一切來告訴她。

以病人的立場去做思考

我舉一個例子：有一位病人，她腫瘤很小只有一公分，長得很邊緣的地方，事實上很適合做局部切除，病人也是只有六十歲左右，我們告訴她要不要做局部切除啊？她卻不要。

她說，她住在宜蘭山上，如果選擇做局部切除，每天跑來山下，來這裡做電療，對我來講好麻煩，她說保留乳房外觀雖然是好看，對我來講，我也不覺得很重要，我先生已經過世了，我只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我幹嘛一定要管我的乳房在不在。那我寧肯省下那一個月的時間跟錢，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並不是病人可以做保留乳房，她就一定要做保留。但是相反地，在另外一個二、三十歲沒有結婚的女性，她可能會儘可能一切去努力去保留她的乳房。所以基本上並不是可以做就該做或不該做，醫護人員必須要用病人的立場去做思考。

前哨淋巴結的問題也是一樣。傳統認為可能會導致淋巴水腫或將來麻痛的問題，手臂不能打針，不能量血壓，不能拿重物。但是如果這個病人在臨床上並沒有明顯的淋巴結移轉的現象，我們可能會提供病人選擇去做前哨淋巴結，只要拿幾顆淋巴結，如果那幾顆沒有就不要再拿後面的。這有好處，但它也有壞處。因為如果前哨淋巴結移轉的部份很少，當場手術中間去化驗並沒有化驗出來，而在隔了三四天要做更完整的檢查之後才發現，裡面有一點點的移轉。只要淋巴結有移轉，那病人就必須要做標準的淋巴清除，以現在的標準來講。那這個當場沒有看出來的，手術中沒有再去做清除的病人，就必須要再做第二次住院，再接受一次手術把該拿的淋巴結拿掉。

充分告知病人治療後的情況

鄭春鴻主任：選擇不同的治療方式，如何影響病人的生活品質？

余本隆醫師(一般外科)：我們有一個病人七十幾歲，她的淋巴結看起來沒有移轉，而腫瘤又好小，我們本來建議妳只要做前哨淋巴結清除就好了，不用拿那麼多淋巴結，免得將來淋巴水腫機會大，又不能拿重物什麼的。

她說：「我年紀大了簡單就好，我家裡小孩，孫子都很孝順，我不需要拿重物，他們都把我照顧的很好，我很沒膽，我很怕開刀，我不要開第二次，我一次處理好就好了。」

所以她知道她要的是什麼。她要知道的是她不要開第二次。即使機會不高，她也不想承受。至於手臂的一些活動對她來講，她只要每天她自己能夠照顧自己的家居生活，她不必拿重物。她現在七十幾歲，淋巴水腫大概對她來講，她只要小心，應該不是很大的問題。好的醫療團隊是只要是對病人存活會有幫忙的，我們都會直接告訴病人。

治療的方式攸關生活品質

比如妳該開刀，比如妳荷爾蒙受體是良性，妳該吃抗荷爾蒙藥物，只要是這樣，我們都會告訴病人，這沒得選。但是當這些情況不影響到病人的存活的時候，我們會給病人選擇，妳要不要保留妳的乳房，跟存活沒關，跟外觀有關，跟生活品質有關，要付出的代價不是生命，而是時間，跟金錢。這就好像割雙眼皮一樣，該不該去割雙眼皮呢？對妳的存活一點幫忙也沒有，但是如果我七十幾歲就不該割嗎？說不定她因為這樣割了之後她心情好，生活的很開心，那我還是值得去做啊。但必須要了解這些跟生命是沒有關係的。前哨淋巴結局部切除，這些都是跟生活品質有關，但是她要付出的代價是時間，是金錢。省得開第二次麻煩。讓病人去做選擇的時候，就必須要很清楚的告訴她，不同的選擇對她來講生活品質可能有哪些差異，她可能要付出的代價是哪些。

重建乳房不見得只因為愛美

在美國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有一個乳癌的病人，她自己是復健科醫師，這個女病人發現乳癌的時候，已經七十五歲了，但她的情況比較嚴重，必須整個乳房切除，但她切除時她要求同時做重建，她的乳房外科醫師跟她講：「妳這麼老了還要做重建，沒這個必要，不要吧！妳還這麼愛美嗎？」那個復健科醫師告訴他：「你錯了，我並不是愛美，我是復健科醫師，如果我切除了一邊，我長期這邊重量不平衡，可能會對我的脊椎有很大的影響。我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我希望讓重量上能夠平衡。所以我要做重建，我要植入水袋。並不是為了外觀，是為了我的脊椎。」醫師會想得到嗎？他只想到七十五歲女姓還愛漂亮，這是不對的。我們醫護人員的思考必須完全考量到病人的感受。

醫師必須提供足夠資訊供病人選擇

讓病人要考慮事情，事實上是很辛苦的事情，對一個醫療完全陌生的人，醫護人員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告訴她很多的訊息。這覺對花時間。你不可能用二分鍾的時間告訴病人這麼多的事情，然後告訴她，妳要全部切？局部切？對她來講那就好像擲杯、在抽籤一樣，那不夠的。你必須提供她足夠的訊息。才能讓她做出對她自己最好的決定。當然有些病人在做決定的時候會很困難，她就會跟說，「醫師你幫我做決定就好了。」我就會跟病人講，可以由我幫妳決定的，對妳有好處的，我都會先跟妳說。我會讓妳選擇的都是對妳沒有絕對的好，絕對的壞的事。這個時候要看妳要的是什麼？

美國醫師花大量時間和病人討論

鄭春鴻主任：您在美國看到他們的醫師是怎樣和病人做這方面的溝通的？

余本隆醫師(一般外科)：在國外一個門診大概看八到十個病人，事實上，醫師絕大部的時間都是花在跟病人討論，告訴病人根據什麼資料？模式？病人可以如何選擇，病人可以思考的模式有哪些？這樣往往要做一個最後治療方針的決定，需要二十分鐘至半個小時的時間。

你可以想像以台灣現有的醫療模式，每一個門診要看到四五十個病人以上，要這樣做幾乎這是不可能的。所以病人被迫在訊息不完整的情況之下，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被迫做選擇，那這是很困難的事情。在美國，他們也有做很好的一些衛教資料，就是說書面資料你就可以看到，可以選擇全部切除，局部切除，它的好處好處在哪裡，壞處在哪裡，前哨淋巴結清除與否，好處在哪裡，壞處在哪裡，病人可能要面對的代價是什麼。他們會有一些配套的資料給病人看。

病人和家屬也要夠用功搜集資訊

余：台灣的醫療曾經出現很嚴重的父權主義。醫師會覺得：「我說的就算，你聽我的就好。」病人和家屬自己也不夠負責，什麼都要由醫師：「你幫我決定，你跟我說怎樣最好。」實際上這是不對的。我覺得病人及家屬也要夠用功，自己要去搜集資訊。但是這又是一個很大的迷思了，網路上資訊這麼多，到處資訊這麼多，對病人來講他沒有辦法去了解這些事情，甚至於他拿到一些錯誤的訊息來一直迷惑他自己。所以我認為的病人必須要很認真地去聽清楚醫生給你的解釋，如果你有不懂的地方，不懂的名詞，不懂的字眼，你可以再去上網收集相關的資訊。而不要去胡亂看一些資料。醫院本身也是有決對的義務，提供病人足夠的參考資料。

手術像開飛機，麻醉盡力維持飛行的平穩和安全

整理 / 鄭春鴻 (文教暨公共事務部主任)

　　在和信醫院工作二十年了，我最喜歡這家醫院的地方，是我們一直很努力地、無止盡地，想要提供病人最好的服務。當病人和家屬信任我們，把生命和健康交給我們時，我們的責任變得無比重要，每一步企圖「改變生命」的工作，都變得很有意義、很有價值。

麻醉的經驗像搭飛機，我們必須盡力維持飛行的平穩

　　麻醉專業人員很像飛航人員，必須盡力維持飛行的平穩和安全，包括一開始過濾適合飛行的乘客，準備起飛、在空中飛行、降落都要非常地小心，才能度過整個的風險。
　　當人坐在飛機中，大多時間都在放輕鬆、休息和睡覺，駕駛和空服員，必須小心翼翼地監控著飛航安全，麻醉科做的就是類似的事情。我們必須具有很高的警覺性，因為病人的生命徵象，都控制在我們手裡，所有事情，必須有一個符合當代實證醫學的作業標準，從狀況評估、預防問題，處理問題和危機處理，大家必須接受一致的訓練，病人才可以得到最大的保障。

麻醉科非常注重術前訪視

　　病人一進到開刀房，多半很緊張，更別提對麻醉有什麼印象了。其實，病人從手術前的全身評估、選擇麻醉的方式、麻醉風險的說明、手術中生理功能的監測、手術後的止痛，以及預防各種併發症等等，都是麻醉科的專業範圍，安全的麻醉，對手術病人的預後很重要。
　　在和信醫院，麻醉科非常注重手術前與病人的第一次接觸，外科事先安排麻醉會診，麻醉醫師可以提前仔細地評估病人的生理狀況，有問題需要特別照會心臟內科或其他科別，就可以預先安排，不要等到手術前一天住院後，才發現有問題。瞭解病人的各種狀況後，麻醉醫師才可以進一步向病人和家屬，解釋麻醉的選擇和方法，以及可能會有的風險，讓他們有時間充分瞭解或進一步諮詢，對於提高麻醉和手術的安全，是很重要的步驟。

提醒麻醉中可能的副作用

　　常常有病人對我說：「以前我在某某醫院，都沒有聽到這些，你們這裡比較仔細喔。」在麻醉的術前訪視，我們會告訴病人檢查的結果，有哪些該注意的異常報告和需要追蹤的問題，譬如說病人的膽固醇比較高，我們會同時參考他的胸部X光和心電圖，提供他衛生教育，並且提醒除了膽固醇之外，最好還要檢查血脂肪，這樣可以減少日後心臟血管方面的風險。
　　我們也會詳細地告訴病人和家屬，在麻醉當中，應當注意的問題，以及可能發生的副作用。例如麻醉前需要禁食、禁水，是為了預防在麻醉當中，水或食物跑到肺裡面。全身麻醉的時候，喉嚨會被放置氣管內管，做為氧氣和麻醉氣體的通道，因此手術以後有兩三天，喉嚨會有一些不舒服等等。若有高血壓或糖尿病等重大問題，需要注意服藥的狀況，會有更深入的叮嚀。

健保或自費用的麻醉藥都是最好的

　　有些病人會說：「醫生，我自費也沒關係，儘量幫我用最好的麻醉藥。」我都會請病友們放心：「您的麻醉記錄單，可以拿到全世界比較，保證上面的藥都是最好的、最符合您需求的麻醉藥。」即使病人肝臟、腎臟有問題，需要避免會引起副作用的藥物，我們都會考慮到，而且都是在健保範圍之內。所以我們不會因為病人是健保身分，或是自費，就用不同種類的藥，我們所有的病人，都是用最好的。

跨足健檢、內視鏡，
吸引很多人來健康檢查

　　早在1992年，在院長一聲期許下，麻醉科跨出開刀房，在健康檢查或是門診的內視鏡單位，提供台灣最早的內視鏡鎮靜止痛服務（施行的深度較低於手術時的麻醉），所以大家來做胃鏡時，不會再像以前那麼可怕，好像吞劍一樣，或者在做大腸鏡時，肚子痛得受不了。鎮靜止痛，帶給病人舒適和安全，讓很多人願意來我們醫院做健康檢查或追蹤病情。我們在這一方面的服務，提升了國內的水準，也超過許多國外的醫院。同時我們樂意把這項作法和經驗，傳播到台灣其他的醫院，所以現在大家去許多醫院做內視鏡檢查，都會覺得愉快一些。

仔細對病人說明每一種止痛方法的利弊

　　從1990年開院起，我們就提供最進步的硬脊膜外麻醉兼術後止痛，以及病人自控式止痛系統，也讓癌症末期的病人在家使用，控制疼痛。我們對病人在手術以後的止痛，採取比較積極預防的方式，不能等病人疼痛以後，再來問他說您要不要止痛；所有的止痛配方，也都是由藥劑科，在無菌防護罩內配製，有如化學治療藥物的等級。
　　在術前評估的門診，醫師會準備硬脊膜外導管的樣本，讓病人瞭解較複雜的止痛辦法，以及為何會發生某些副作用。經過衛教說明，病人和家屬可以充分瞭解各種止痛的方式，有何優點和缺點，以及潛在的併發症。病人可以當場選擇止痛的方式，或者將說明書帶回家和家人商量。
　　我們有全國最高比例的手術病人，在術後接受疼痛控制，所以病人在手術後，不管是舒適度，還是降低心血管、肺臟等各種併發症，良好的止痛都提供了很大的幫助。絕大多數的病人，都能順利地恢復回家，病人不會覺得他來醫院開刀，是一種恐怖的經驗。

給病人一個麻醉風險的百分比

　　我們在麻醉術前說明的時候，除了對病人說明術前檢查的結果，我們還會告訴他，麻醉風險的等級在哪裡。例如病人有嚴重的高血壓或糖尿病、有心肌梗塞、甚至中風的病史，就屬於一些重大的生理疾病，在進行麻醉和手術的時候，風險是比較高的，我們會詳細分析，給病人一個風險百分比參考。
　　這個風險百分比，不是要去嚇唬病人和家屬，而是希望傳達一項訊息：「醫師已瞭解我的狀況，醫師將會盡最大的努力來照顧我，我可以放心接受麻醉和手術。」如果病人充分瞭解自己的狀況和治療的風險，比較可以參與決定自己希望接受的治療方式，到開刀那一天，大家都遵照這些事先的約定，盡力預防各種意外的發生，讓病人得到最安全理想的照顧。

對病人好的事情，醫院都會支持我們做

　　從住院醫師的時候，我就來和信醫院工作，我的經驗是：我們醫院對病友服務的追求是沒有上限的，雖然永遠離完美都有一大段距離，但全體同事都很願意用心，去瞭解病人和家屬的需求，重視每一項細節，想辦法幫助和滿足病友們。我喜歡說「病友們」，主要是「病人本身、家屬，和相伴探視的親友」，都是我們關心的對象。
　　我們麻醉專業的努力，總是很不容易被瞭解、被肯定，因為病人睡著了，外科醫師忙著開刀，家屬在外面看不到任何狀況。而且絕大多數的病友們也沒開過刀，他們怎麼知道和信有什麼不同呢？
　　多年來，每天一大早，當我通過開刀房的門禁，迎面的一條走道，總是一塵不染、光可鑑人，很難想像一天當中，總有員工來回數百次，以及數十梯次的病友通過。當病人在等候開刀時，不會看到隔壁的病友；推車上的病歷，一律名字朝下；推床是最好的品牌，永遠都像新的一樣；為了保護員工不被針扎到，所有的點滴套都是無針系統，處處都裝置針頭回收盒（即使在內視鏡只有二十分鐘的檢查，也都使用昂貴十倍的無針注射頭）；外科醫師先來招呼我，身上已做好開刀位置的記號，確定不會開錯邊；每過一關都一再確認身分，保證不會送錯人；麻醉人員已將開刀房的床墊加溫，枕頭是記憶枕，床面是防褥瘡的記憶膠，胸前蓋著加熱的毛巾；麻醉醫師過來介紹他自己，確認一些細節，又叫我張開嘴，仔細看看牙齒好不好；然後一切就不用擔心了……。
　　記得和信搬來關渡多年以後，有一次開刀房辦公室維修電腦，接近地面的主機一轉過來，居然發現所有的接頭，沒有任何灰塵結成的細絲，我興奮地請其他同事來看，因為那一刻我真正地相信，開刀房的空氣，真的像院長和工務部宣稱的一樣：一小時過濾二十次。我們何其有幸，在這樣乾淨的環境工作！
　　說這些細節，好像老王賣瓜，可是不說的話，病人和家屬，乃至其他單位的同事，可能都不知道我們自己的優點。健保沒有規定也不會獎勵我們花大成本，買可以冷熱的水床墊和熱空氣蓋毯，以及耗用可觀的電費，在手術期間持續為病人保暖；麻醉科放置氣管內管時的喉頭鏡都是高壓消毒，使用時才拆封；支氣管內視鏡每次使用，都用清洗機消毒四十分鐘，使用前還得再消毒一次，台灣代理廠商說詢問行銷全世界的儀器原廠，都說沒有任何醫院這樣反覆消毒，他們恐怕不能答應保固期限；內視鏡手術醫材，為了預防感染，誠實地使用一次即丟，雖然高價的費用，會削弱競爭力，讓病人跑去比較便宜的機構。這些不為人知、不計成本，像傻瓜一樣的努力，誰來肯定我們呢？
　　仔細地尋找，至少有一位，就是那個與每個人終生相隨的良知與理想，那個內在的自己。再繼續找，發現其實所有的和信人，從院長到志工，都是站在同一邊。我們同儕之間有一種互相學習、互相監督的機制與力量。你會知道誰做的有沒有符合標準，誰出了什麼樣的差錯，誰的態度是不是良好，以及自費的同意書的內容是否誠實。

尾聲

　　搭飛機時，座位那麼小、吃得又陽春，票價還那麼貴，這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飛行是一項高風險、高成本的服務。在美國，麻醉是一項非常昂貴的醫療，收費以每分鐘計算，術前訪視收費用二至三百多美金，台灣則是一百多元台幣，也遠低於其他臨床科別的診療費。台灣手術後的恢復室照顧，設備有如加護病房，每五分鐘記錄一次生理功能，一個小時或更久的照顧，也是給付一百多元台幣，遠低於腳底按摩行業。儘管如此，我們仍是努力照顧病人，並不會羨慕或支持美國那種過度膨脹的醫療費用，那種支出，很明顯地已經變成國家社會一項棘手失控的問題，歐巴馬總統目前像是和恐龍打戰。
　　不論是否得到掌聲，和信醫院一直自許要給病人最好的服務、最好的治療、最乾淨舒適的空間、最保護病友的隱私，黃院長提倡「一切以病人的福祉為依歸」的核心價值，在今天的醫界，耳熟能詳，但在1990年代的台灣，像是一縷空谷跫音。走過二十年的歲月，這項觀念已經內化到和信員工的潛意識中，好像一種無聲的叮嚀，反覆地在腦海裡盤旋，院長一直用它來鼓勵每一個人盡力做到最好，所有的決策與計畫也都圍繞著它轉。
　　麻醉科雖然常常與病友的「緣份」不深，但在與病友短暫的互動中，我感受到病友們很快會覺得和信不一樣，會被我們吸引。當病人和家屬如此信任我們，願意留下來開刀治療時，我們覺得既光榮又開心，這當中存在著一種無形的默契與欣賞。麻醉藥雖然是讓病人睡著，但是從種種的細節、蛛絲馬跡，病友們會知道我們的用心，也能體會我們的好意，我們對這點感到很有信心。